将“群众满意度”作为考核核心指标，用“村民议事会”替代“签字画押”的形式主义，让政策落地的过程真正成为“问计于民、问需于民”的实践
文 | 黄思成
在四川宜宾翠屏区永兴镇土堰村，一条14.6公里的农村公路成了村民心头的“梗阻”。2020年立项的民生工程，历经五年竟未能完工，部分路段甚至缩水至3米宽，1.1公里的土路让三十余人困于泥泞。面对村民的质疑，联合调查组的通报却像一场精心编排的“数字魔术”——立项金额与实际花费的“剪刀差”、道路宽度的“文字游戏”、筹资款的“去向迷踪”，最终拼凑出一幅“完美闭环”的政绩图景。
2019年立项、2020年开工、2021年竣工验收——官方通报中的时间线看似严谨，实则暗藏逻辑陷阱。当村民赵铭在家门前目睹“4.5米宽”的规划被偷梁换柱为“3米宽”的机耕道时，所谓的“高标准农田建设”不过是搪塞民意的遮羞布。更讽刺的是，联合调查组竟以“原路基宽约3米”为由，将村民的愤怒消解为“客观条件限制”。
从2009年至2024年的三次集资，村民用500元的期待换来的，是“筹资标准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”的空头支票。而面对媒体追问，村镇部门上演的“踢皮球”大戏——“空号电话”“弃用号码”“无人接听”——将基层治理的傲慢与冷漠暴露无遗。
永兴镇的困局绝非个案，而是农村基建领域长期存在的“顽疾”。资金链断裂、政策执行变形、监管体系失效，构成了民生工程的“三重枷锁”。中央补助标准与实际成本的巨大缺口，地方配套资金的“空转”，让原本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资源在层层截留中蒸发。而“三自原则”（自筹、自建、自管）下的权责真空，则让专业技术人员匮乏、村民参与机制失灵等问题雪上加霜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基层治理中的“悬浮式行政”正在吞噬政策的生命力。联合调查组将问题归咎于“基层干部作风不实”，却回避了更深层的制度性病灶：政策落地时的“末梢梗阻”、考核机制中对“显性政绩”的过度追求、以及权力监督体系的形同虚设。当“修路”沦为“修文件”，当“民心工程”异化为“政绩工程”，那些被牺牲的不仅是村民的通行权，更是政府公信力的根基。
破解“路修不通”的困局，需要刀刃向内的勇气与系统性的制度重构。首先，必须打破“资金池”的隐秘性。纵向建立“中央+省+县”三级资金透明机制，横向推行“道路银行”村民共管模式，让每一分钱的流向都经得起审计与质询。其次，要终结“建管养运”割裂的怪圈。实施“建设养护终身责任制”，将工程验收与后期维护纳入同一考核体系，避免“油路返土路”的悲剧重演。
更重要的是，要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生态。将“群众满意度”作为考核核心指标，用“村民议事会”替代“签字画押”的形式主义，让政策落地的过程真正成为“问计于民、问需于民”的实践。对于永兴镇这样的典型案例，不只是彻查集资款去向、追责失职干部，更应以此为戒，推动“阳光政务”向基层末梢延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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